概述

1928年3月8日，福建省平和县农民武装力量在以朱积垒为首的中共平和临时县委领导下，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号召，贯彻执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根据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部署，联络永定和广东省饶平、大埔县农军共1000多人，举行武装暴动，攻占县城。正如当时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所指出的：平和暴动“是整个中国革命潮流的一支”，“福建农民自动夺取政权的第一幕”，“土地革命在福建开始的信号”①。

 一

平和县位于福建省西南部山区，与诏安、南靖、漳浦、云霄、永定及广东省的饶平、大埔等县毗连，地处闻粤交通要道。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农村经济破产，工商业凋零，文化落后，交通闭塞。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深受“地主的剥削，高利贷的盘剥，豪绅的渔肉，官僚的敲诈，军阀的残疟”②，过着极其贫困、毫无民主权利的生活。

20年代中期，平和全县总人口近20万，有耕地约30万亩，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里。仅以长乐乡为例，全乡有水田3400多亩，外地和本地的地主就占有总数的87％，而90％以上的农户则以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由于地主豪绅手中掌握着农民赖以生存的大量土地，加之与官府勾结在一起，就在政治、经济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他们的剥削手段也就倍加残酷。他们采取地租、经办捐税伕役和高利货等等剥削手段，使广大贫苦农民虽然辛勤作，兼以挑担，做杂工补助生活，但仍然苦不堪言，民不聊生。

平和地处闽粤边境，是闽粤交通要道，在军事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民国以来，南北军阀都把平和作为主要通道和战场，使平和人民备受兵灾之。各派军阀入境，都滥设捐税，横征暴敛。北洋军阀李厚基攻入平和，即把全县义仓颗粒无剩充作军响，还一次性向全县摊派粮食数千石。张毅部占领闽南时，一到平和就摊派几十种捐税。当地群众流传的“灶火门牌人头税，丁捐税款一大排，苛捐杂税拢总来”便是形象的写照。新军阀张贞来闻南后，不仅增设捐税项目，还将原有捐税增加二成收取，所以当地群众说:“张毅换张贞，捐税加二升”。军阀混战，不但派大量的伕役捐税，还放纵士兵恣意抢掠。劳苦群众“谈兵色变”，每当听说军队即将入境，就纷纷扶老携幼，避匿外地，使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此外，军阀战争导致吏治混乱，土匪蜂起，他们占山为寇，横行乡闾，到处渔肉农民，使农村经济更加破产。  

在反动腐败政府统治下，平和劳苦大众所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已到难以复加的程度，全县犹如布满干柴的大地，在这里燃起暴动的烈火，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五四运动以后，平和县知识分子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思想，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特别是1923年进入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就读的朱积垒，通过阅读进步书刊，接受党的教育，回乡与进步青年朱思等探讨革命道理，传播革命思想，为往后平和人民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思想条件。

1926年10月随着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党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共两广区委派广州农讲所第六期毕业的共产党员朱积垒，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随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入，回平和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发展党的组织，搞武装暴动。朱积垒一面以特派员公开身份，充分利用国共合作时机，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介绍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团结国民党左派势力，为开展农民运动争取有利的政治环境；一面与朱思等组织“青年促进会”，演文明戏，开展“非基”运动，以九峰的农村为依托，深入附近的间粵边长乐乡一帯偏僻山区，通过办平民夜校，讲农民起义历史故事，宣传广东农民运动胜利后农民不交租，不纳税情况，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唤起群众的革命热情，在贫苦农民、进步知识青年中秘密发展党员，串连组织农民协会，培养农民运动骨干。11月，组建了平和县第一个农会——上坪农会，年底，又成立了平和第一个中共支部和平和县第ー区工会到1927年春，复兴、九峰、长乐、崎岭、秀峰、洋半天、下寨等地乡村，都先后成立农会，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减捐减税斗争，形成以上坪村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局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闽南特委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更好“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反对国民党压迫”，决定“把革命重点转移到农村”。1927年6月，特委书记罗明亲自到平和指导工作，③与朱积垒研究，将农会机关转移出平和县城，选择离县城较远农运基础较好，而又地处闽粤边陲与饶平、大埔、永定三县交界和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山区长乐乡，建立全县农民运动中心据点，组织党员骨干深入秀峰、漳坑、良坝、崎岭、秀芦溪等地农村，进一步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斗争，巩固和发展农会组织，同时与饶平、大埔、永定的党组织、农会加强联系，互相配合斗争，使平和农民运动进入高潮。

 二

……（此处印刷问题空一行）

全国各地，特别是毗连闽粤赣地区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有力地影响和推动平和农民运动发展。中共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闽南农民工作应特別加紧工作与东江方面响应，闻南特委应即刻派最活动分子到各县，特别是与广东接近的地方组织农民暴动”④的战略部署，派特派员秦文到平和帮助工作，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和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9月间，在秦文的指导下，中共平和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平和县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长乐乡下坪村举行，成立中共平和县委员会和平和县农民协会，选举朱积垒为书记兼会长，朱思为副书记兼农会秘书长；订立并通过农会章程、会旗；抽调农会的青壮年会员30多人组成工农自卫军常备队。从组织上更加强了党对全县农民运动的统一领导，同时初步建立起一支农民武装队伍，进一步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实行武装暴动的道路。

10月8目，朱德等率领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从广东回师北上途经平和，占领县城，打开监狱，释放被捕农友。朱德接见朱积垒等平和县委领导干部，指示他们加强农民自卫军的建设，领导工农开展武装斗争，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南昌起义军路经平和，给平和农民运动以有力的鼓舞和支持。

1927年底，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负责人罗明再次来到平和长乐乡，全面传达与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毛泽东提出的“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的思想，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闽南地区“当前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组织农民，如何武装衣民，使他们能够自已起来，用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⑤的指示，部署平和县委加紧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逐渐造成包围城市的形势”。随后，应罗明约请，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军训总队长，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第三联队队长、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土地委员赵自选，从广州经厦门、漳州来到平和长乐乡，报告广州起义的情况和经验，具体帮助平和县委研完武装斗争计划。更进一步为平和暴动确立了政治方向和定了思想基础，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当时，国民党军队第十一军由闽入粤，途经平和时，豪绅地主勾结反动政府，利用反动军队强派挑夫之机横征暴敛，任意增加名额，到处随便抓人，农民不堪其苦，民怨沸腾。为了保护群众利益，发动和训练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中共平和县委决定以长乐乡领头，联合邻近乡村农民，向国民党平和县政府举行一次请愿斗争。

1928年1月初，长乐、秀峰、洋半天、崎岭、上坪等地衣民600多人，在朱积垒等率领下，手持写着“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行减租、减息、减捐、减税!”“立即释放被扣农友!“实行三七减租!”的彩纸三角旗，浩浩荡荡直抵县政府示威请愿。国民党平和县长方日中面对声势浩大的请愿队伍，被迫答应立即开监释放挑夫，并签发了农会提出的“实行三七减租”文告。请愿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显示了农会的力量，鼓舞了农民的斗争热情，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党和农会组织也因此而迅速发展壮大。到平和暴动前夕，平和党的组织及其活动范围巳遍及全县六个区，成立了五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近百人农会的组织及其活动范围更为普遍，造成了“由西、北、东三面连成包围县城的形势”。请愿斗争为平和暴动打下群众基础，锻炼了领导骨干。

2月4日，中共平和县临委利用长乐一带群众一年一度赴“十三坪”(即庙会日)之机，组织武装示威，向群众广泛宣传，号召群众“起来反抗捐税，驱逐县署委员、警队”。并当场惩处向群众强征捐税的捐棍曾子丹等人。翌日，县农民自卫军常备队在县临委領导下，在长乐的建南、下翰等村拘捕土豪劣绅罗家麟、罗谷香、朱廷秋等，没收其财产分发给群众，进行了一场暴动的预演。中共福建省临委充分背定了平和前两个月反抗包办挑夫和减租减息的斗争。

由于请愿斗争和减租减息斗争的胜利，中共平和县临委因势利导，为扩大革命影响，进一步推动全县抗租抗税斗争的普遍发展，决定于2月11日在县城中学召开第一区农民代表大会。但没有注意做好保密工作，反动派事先得知消息，做好镇压衣会的准备。因而到了开会那天，当200多名代表分途来到县城附近时，遭到反动政府和地主豪绅预伏武装的袭击而退回，“被捕代表五人，农友赴县城购物者亦被捕去三人”。

这次受挫，使广大农民痛切体会到没有武装和夺取政权，就不能达到农民运动的根本目的。越日，会议改在秀峰村举行，一致决议:“a、全体武装与豪紳对抗；b、组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公推朱积垒同志为团长；c、农会改换红色旗帜，废除青天白日旗；d、与饶平、大埔联络，以其实力相助。”同时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暴动夺取政权!”“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工农兵”、“建立苏维埃政权”口号⑧。会后，各乡普遍发动18至45岁的农民参加工农自卫军，46至50岁的农民组成担架队、运输队，加强军事训练。

此时敌人也加紧行动，国民党政府勾结地主豪绅，一面利用封建迷信思想、宗族观念对农民运动造谣挑拨，盅惑人心，进行破坏；一面通缉衣会领导人，把县城附近的地主豪绅搬入城内，纠集保安队150多人加强城防并伺机向农会发动进攻，蠢蠢欲动。

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武装暴动攻打县城已势在必行。2月24日，中共平和县临委召开党支部和农会紧急联席会议专门研究暴动问题，详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