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1928年3月8日，福建省平和县农民武装力量在以朱积垒为首的中共平和临时县委领导下，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号召，贯彻执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根据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部署，联络永定和广东省饶平、大埔县农军共1000多人，举行武装暴动，攻占县城。正如当时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所指出的：平和暴动“是整个中国革命潮流的一支”，“福建农民自动夺取政权的第一幕”，“土地革命在福建开始的信号”①。

 一

平和县位于福建省西南部山区，与诏安、南靖、漳浦、云霄、永定及广东省的饶平、大埔等县毗连，地处闻粤交通要道。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农村经济破产，工商业凋零，文化落后，交通闭塞。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深受“地主的剥削，高利贷的盘剥，豪绅的渔肉，官僚的敲诈，军阀的残疟”②，过着极其贫困、毫无民主权利的生活。

20年代中期，平和全县总人口近20万，有耕地约30万亩，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里。仅以长乐乡为例，全乡有水田3400多亩，外地和本地的地主就占有总数的87％，而90％以上的农户则以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由于地主豪绅手中掌握着农民赖以生存的大量土地，加之与官府勾结在一起，就在政治、经济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他们的剥削手段也就倍加残酷。他们采取地租、经办捐税伕役和高利货等等剥削手段，使广大贫苦农民虽然辛勤作，兼以挑担，做杂工补助生活，但仍然苦不堪言，民不聊生。

平和地处闽粤边境，是闽粤交通要道，在军事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民国以来，南北军阀都把平和作为主要通道和战场，使平和人民备受兵灾之。各派军阀入境，都滥设捐税，横征暴敛。北洋军阀李厚基攻入平和，即把全县义仓颗粒无剩充作军响，还一次性向全县摊派粮食数千石。张毅部占领闽南时，一到平和就摊派几十种捐税。当地群众流传的“灶火门牌人头税，丁捐税款一大排，苛捐杂税拢总来”便是形象的写照。新军阀张贞来闻南后，不仅增设捐税项目，还将原有捐税增加二成收取，所以当地群众说:“张毅换张贞，捐税加二升”。军阀混战，不但派大量的伕役捐税，还放纵士兵恣意抢掠。劳苦群众“谈兵色变”，每当听说军队即将入境，就纷纷扶老携幼，避匿外地，使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此外，军阀战争导致吏治混乱，土匪蜂起，他们占山为寇，横行乡闾，到处渔肉农民，使农村经济更加破产。  

在反动腐败政府统治下，平和劳苦大众所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已到难以复加的程度，全县犹如布满干柴的大地，在这里燃起暴动的烈火，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五四运动以后，平和县知识分子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思想，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特别是1923年进入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就读的朱积垒，通过阅读进步书刊，接受党的教育，回乡与进步青年朱思等探讨革命道理，传播革命思想，为往后平和人民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思想条件。

1926年10月随着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党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共两广区委派广州农讲所第六期毕业的共产党员朱积垒，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随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入，回平和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发展党的组织，搞武装暴动。朱积垒一面以特派员公开身份，充分利用国共合作时机，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介绍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团结国民党左派势力，为开展农民运动争取有利的政治环境；一面与朱思等组织“青年促进会”，演文明戏，开展“非基”运动，以九峰的农村为依托，深入附近的间粵边长乐乡一帯偏僻山区，通过办平民夜校，讲农民起义历史故事，宣传广东农民运动胜利后农民不交租，不纳税情况，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唤起群众的革命热情，在贫苦农民、进步知识青年中秘密发展党员，串连组织农民协会，培养农民运动骨干。11月，组建了平和县第一个农会——上坪农会，年底，又成立了平和第一个中共支部和平和县第ー区工会到1927年春，复兴、九峰、长乐、崎岭、秀峰、洋半天、下寨等地乡村，都先后成立农会，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减捐减税斗争，形成以上坪村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局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闽南特委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更好“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反对国民党压迫”，决定“把革命重点转移到农村”。1927年6月，特委书记罗明亲自到平和指导工作，③与朱积垒研究，将农会机关转移出平和县城，选择离县城较远农运基础较好，而又地处闽粤边陲与饶平、大埔、永定三县交界和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山区长乐乡，建立全县农民运动中心据点，组织党员骨干深入秀峰、漳坑、良坝、崎岭、秀芦溪等地农村，进一步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斗争，巩固和发展农会组织，同时与饶平、大埔、永定的党组织、农会加强联系，互相配合斗争，使平和农民运动进入高潮。

 二

……（此处印刷问题空一行）

全国各地，特别是毗连闽粤赣地区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有力地影响和推动平和农民运动发展。中共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闽南农民工作应特別加紧工作与东江方面响应，闻南特委应即刻派最活动分子到各县，特别是与广东接近的地方组织农民暴动”④的战略部署，派特派员秦文到平和帮助工作，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和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9月间，在秦文的指导下，中共平和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平和县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长乐乡下坪村举行，成立中共平和县委员会和平和县农民协会，选举朱积垒为书记兼会长，朱思为副书记兼农会秘书长；订立并通过农会章程、会旗；抽调农会的青壮年会员30多人组成工农自卫军常备队。从组织上更加强了党对全县农民运动的统一领导，同时初步建立起一支农民武装队伍，进一步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实行武装暴动的道路。

10月8目，朱德等率领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从广东回师北上途经平和，占领县城，打开监狱，释放被捕农友。朱德接见朱积垒等平和县委领导干部，指示他们加强农民自卫军的建设，领导工农开展武装斗争，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南昌起义军路经平和，给平和农民运动以有力的鼓舞和支持。

1927年底，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负责人罗明再次来到平和长乐乡，全面传达与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毛泽东提出的“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的思想，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闽南地区“当前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组织农民，如何武装衣民，使他们能够自已起来，用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⑤的指示，部署平和县委加紧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逐渐造成包围城市的形势”。随后，应罗明约请，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军训总队长，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第三联队队长、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土地委员赵自选，从广州经厦门、漳州来到平和长乐乡，报告广州起义的情况和经验，具体帮助平和县委研完武装斗争计划。更进一步为平和暴动确立了政治方向和定了思想基础，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当时，国民党军队第十一军由闽入粤，途经平和时，豪绅地主勾结反动政府，利用反动军队强派挑夫之机横征暴敛，任意增加名额，到处随便抓人，农民不堪其苦，民怨沸腾。为了保护群众利益，发动和训练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中共平和县委决定以长乐乡领头，联合邻近乡村农民，向国民党平和县政府举行一次请愿斗争。

1928年1月初，长乐、秀峰、洋半天、崎岭、上坪等地衣民600多人，在朱积垒等率领下，手持写着“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行减租、减息、减捐、减税!”“立即释放被扣农友!“实行三七减租!”的彩纸三角旗，浩浩荡荡直抵县政府示威请愿。国民党平和县长方日中面对声势浩大的请愿队伍，被迫答应立即开监释放挑夫，并签发了农会提出的“实行三七减租”文告。请愿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显示了农会的力量，鼓舞了农民的斗争热情，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党和农会组织也因此而迅速发展壮大。到平和暴动前夕，平和党的组织及其活动范围巳遍及全县六个区，成立了五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近百人农会的组织及其活动范围更为普遍，造成了“由西、北、东三面连成包围县城的形势”。请愿斗争为平和暴动打下群众基础，锻炼了领导骨干。

2月4日，中共平和县临委利用长乐一带群众一年一度赴“十三坪”(即庙会日)之机，组织武装示威，向群众广泛宣传，号召群众“起来反抗捐税，驱逐县署委员、警队”。并当场惩处向群众强征捐税的捐棍曾子丹等人。翌日，县农民自卫军常备队在县临委領导下，在长乐的建南、下翰等村拘捕土豪劣绅罗家麟、罗谷香、朱廷秋等，没收其财产分发给群众，进行了一场暴动的预演。中共福建省临委充分背定了平和前两个月反抗包办挑夫和减租减息的斗争。

由于请愿斗争和减租减息斗争的胜利，中共平和县临委因势利导，为扩大革命影响，进一步推动全县抗租抗税斗争的普遍发展，决定于2月11日在县城中学召开第一区农民代表大会。但没有注意做好保密工作，反动派事先得知消息，做好镇压衣会的准备。因而到了开会那天，当200多名代表分途来到县城附近时，遭到反动政府和地主豪绅预伏武装的袭击而退回，“被捕代表五人，农友赴县城购物者亦被捕去三人”。

这次受挫，使广大农民痛切体会到没有武装和夺取政权，就不能达到农民运动的根本目的。越日，会议改在秀峰村举行，一致决议:“a、全体武装与豪紳对抗；b、组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公推朱积垒同志为团长；c、农会改换红色旗帜，废除青天白日旗；d、与饶平、大埔联络，以其实力相助。”同时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暴动夺取政权!”“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工农兵”、“建立苏维埃政权”口号⑧。会后，各乡普遍发动18至45岁的农民参加工农自卫军，46至50岁的农民组成担架队、运输队，加强军事训练。

此时敌人也加紧行动，国民党政府勾结地主豪绅，一面利用封建迷信思想、宗族观念对农民运动造谣挑拨，盅惑人心，进行破坏；一面通缉衣会领导人，把县城附近的地主豪绅搬入城内，纠集保安队150多人加强城防并伺机向农会发动进攻，蠢蠢欲动。

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武装暴动攻打县城已势在必行。2月24日，中共平和县临委召开党支部和农会紧急联席会议专门研究暴动问题，详细分析有利条件:“A、农民自廿日(即新历2月11日)后反抗情绪很高，多数农民要求武装暴动；B、农民生活很苦，受广东革命的影响，对土地已有追切需要；C、……“各乡农会以前反抗捐税，故会友与非会友对农会表现都很好；D、豪绅很恐惧，虽然在县组织有保安队百五六十名，及尚有警备队二三十名，但各乡保安队(受制于当地的农民运动)均不能进行；E、我方声势甚大，饶平、大埔方面又有实力可以帮助。”⑨不利的是：枪支缺乏，训练不够，经验缺少。经过反复权衡，大家致认为：举行武装暴动攻打县城，不但具有成功的条件，而且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即时召集代表会，实行没收地主士地分配给农民”，“定可得广大群众之同情与拥护”；否则，“苏

维埃政权即是建设不能持久”，通过暴动扩大革命影响，也有利于今后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更何况“现在我们不动，反动武装亦必向我们进攻。”因此，决定“率领群众，实行暴动。”会议决定：(一)成立暴动委员会，由朱积垒任总指挥，罗育才任副总指挥。(二)正式成立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以朱积垒兼任团长由南昌起义军留下的干部、饶平赤卫军团长王炳春为参谋长，朱思任副官长，“每百人设党代表一人”。并布告“拥护工农利益，实行没收土地，取消捐税，打倒新旧军阀与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三)“肃清各乡农会所在地的反动分子。”(四)广泛开展宣传，“鼓动农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县农会发宣言，号召农民暴动夺取政权，没收土地，建立工农兵代表会。”(五)“请省委：1、通告漳州附近各县设法牵制张贞军队，2、派得力同志指导及代购怆弹。”⑩与饶平、大填、定的党组织、农会进一步联系，具体落实人力、物力的支援，并向饶平农军要来十多支步枪加强武装力量。原定于2月28等武装暴动，后因准备不周又推延。

联席会议后，平和县委积极制订暴动攻城实施计划，发动群众筹集武器，派人进城侦察和准备内应。群众情绪激昂，纷纷把所有能用的大刀、利剑、长矛、铁叉、鸟枪、火铳都贡献出来。长乐乡农民还自动把庙会演戏的余款1000元和抗交地主的租折线计算拿出三分之一，派人去广东购买枪支和请来铁匠、枪工赶制武器弹药。村村秣马厉兵，人人磨拳擦掌，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攻打县城。

 三

3月7日，按照既定的“声东击西”攻城计划，由王炳春、朱思、朱赞襄、曾欲沂带领崎岭、洋半天的农军先到崎岭打土豪，没收地霸曾锦江的布店，将县城的敌保安队“调虎离山”吸引出去，而后回师与整个暴动队伍翌晨会合攻城。

同日下午，平和县委集中长乐、秀峰等地的农军和来自绕平的“洋枪队”、大埔农民自卫军、永定“铁血团”在长乐乡庵边村，举行武装暴动誓师大会，由平和县委书记、暴动总指挥朱积垒宣布攻城作战方案后，于当夜十时出发。预定3月8日凌晨，由陈彩芹、徐光英带领工衣革命军特务连和长乐乡农军第一、二大队及饶平“洋枪队”为主组成的主力攻西门；罗育才、赖玉珊、叶锦章率领秀峰、秀芦农军和长乐农军的三、四、五大队，以及永定“铁血团”从北门攻入，共同把敌人往县城的东，南门压缩；从崎岭回师而来的暴动队伍，则同大埔的农民自卫军，分别向县城的东、南门插入，截击败退敌人和捕提外逃的地主豪绅。

3月8日凌晨，负责攻打西、北门的两路暴动队伍高举镰刀斧头红旗，冒雨进抵城郊，在朱积垒的指挥下，同时发起攻击，打响了八闽大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顿时，号声、枪声、火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守城之敌不明攻城队伍虚实，仓皇应战，当即被起义军击毙十多人，便争先恐后往东、南门逃窜。但是原计划从崎岭回师的暴动队伍因雨阻滞和途中受民团袭扰，却未能按时到来截击；稍后，待他们赶到县城时，敌人已逃到城外河对面的一带山上了。

起义军攻占县城后，即砸开监狱救出被捕农友和释放关押的犯人”，焚烧县署、监狱，组织街头讲演、张贴标语，开展宣传，没收反动豪绅地主的财产分给贫苦群众。但是，由于缺乏严格组织训练和没有经验，相当一部分暴动队员以为攻下县城已经胜利无事，便自由行动起来。至下午四时，逃出城外的敌人探知暴动攻城的队伍全是农民、武器装备又很差后，便立即纠集反动武装反扑。当暴动指挥部发现了情况，组织队伍与敌作战时，又因朱积垒在攻城时负伤了，加上起义军的大部分鸟枪、土炮受了雨淋失去作用，人心浮动，队伍散乱，已难以继续战斗。于是，暴动指挥部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主动放弃县城，将队伍撤回长乐农村，在闻粤边的永定、平和、大埔、绕平县边境地区坚持斗争。

平和暴动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它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新旧军阀的代表国民党反动统治，农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迫切要求解放”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中共两广区委和福建临时省委领导下，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当时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革命行动是受了广东农民运动及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影响和推动，经过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建立革命武装，在长乐一带初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对县城“三面连成包国”的形勢下，进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武装夺取政权的英勇尝试。

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平和暴动虽然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它在福建省党创建革命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士地革命的斗争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一，高举反帝反封建反新旧军阀的革命大旗，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蒋介石国民党背叛革命后，福建和全国各地一样，革命处于低潮，到处笼罩着严重的白色恐怖。实行武装暴动，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进攻，是当时党和革命人民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平和县农民在党领导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首先发难，武装暴动攻占县城，当时全省“各报连载数日”，不仅使平和“官僚豪绅地主方面，经此次斗争愈觉恐慌”，县城经常“一夕数惊”，国民党县长“怕在平和做县长”，“想将县公署移至琯溪(接近南靖，有水路通漳州)，以避共祸”；整个闽南乃至全省反动派都为平和暴动所震动，感到威胁，惶恐不安，如“漳码当局特别戒严”，“附近各县的县长，亦要请出兵防备”，“思明县(现在的厦门地区)党部电报他们的中央”，福州军政当局为此还向各地“函电注意戒备”。而另一方面则使广大农民“觉得我们有力量，可以反抗豪绅攻打城市的反动势力”，更加坚定“反抗统治阶级的决心”。所以，继平和暴动之后，接连爆发了龙岩后田、上杭蛟洋、永定、南靖、程溪、崇安东北乡和上、下梅等地的农民暴动，在全省形成总暴动局面。正如当年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指出的：平和暴动震撼了敌人，鼓舞了群众，扩大了革命影响，不但“是全福建暴动的先声，是福建空前的壮举”，并且“提高了各地工农革命的情绪，引导福建工农走上暴动的道路。”⑪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第二，建立福建工农革命军，在福建省首先进行“创造新的革命军队”。党的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必须“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这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四一二事变后，平和县党组织就开始在衣民运动中组织革命武装，从农民赤卫队开始，进而成立工农自卫军常备队，到建立福建工衣革命军独立第一团，整个过程都坚持贯彻党领导的原则，有着明确的政治方面，并且注意进行军事训练，使部队具有战斗力。革命武装成为平和暴动的中坚力量，当暴动失利退到长乐时，能够抗击反动军队疯狂的连续进攻，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支持长乐乡根据地人民坚持革命斗争。1929年后，在毛泽东、朱徳率领红四军胜利入闻大好形势鼓舞下，这支革命武装与饶平、大埔的革命武装力量协同转战闻粤边区，摧毁饶、和、埔、诏、永边广大乡村的地方反动武装和反动政权；支持建立饶、和、埔、诏苏维埃政府和平和县革命委员会，并且实行土地革命，使之成为中央苏区的一部份。正如1928年7月12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通告第24号——永定暴动的原因经过及今后工作任务》中写道：“平和共军，虽然曾经新军阀张贞派队击退，然而他们常集在永定平和交界处，积极从事于宣传运动的工作，这些都是永定暴动之直接原因。”所以，由于平和暴动和“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仅使平和县的革命斗争后来能很快走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开创新的局面而且也标志福建省党组织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新时期的开始。

第三，在福建，率先从实践中提出和探索了进行“农村割据，以武装斗争推动土地革命的重大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确定以武装斗争推动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明确指出“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改权”。当时，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虽然决定“把革命重点转移到农村”，领导农民武装暴动，“一直到实行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夺取政权”，但是究竟怎样具体实现，却普通缺乏经验。平和县党组织在省委负责同志的帮助下，把农民运动中心从县城附近转移到长乐山区，组织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领导农民抗租、抗息、抗捐、抗税，反对地主豪绅，“从经济斗争，进为政治斗争，扩大成暴动”⑫，并设想建立苏维埃政权，即时召开代表会，实行没收土地，分配给平民。后来尽管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平和暴动从实践上对“革命重点转移到衣村”的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即:必须正确认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关系，并把它们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离开武装斗争就不可能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根本无法进行土地革命，没有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广泛发动群众，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扩大革命军队，现固革命根据地，而没有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得不到人力、物力的充分供应，不能长期坚持，土地革命的成果也就得不到保障。平和暴动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而后来之所以遭到失利，都向全省提供了丰富和深刻的经验教训。因此，平和暴动不仅是反映了福建省实行“革命重点转移到农村”，同时也以其提供的实践经验，为往后福建省的革命斗争进一步走上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四，教育了人民，锻炼了党的组织，培养、造就了干部。通过平和暴动，使群众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新旧军阀压迫剥削、屠杀工农的代表和刽子手，是全国人民的敌人，而“共产党对穷人好”，“共产党是我们百姓的军队”，工农大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自己的工农兵政权，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从而提高政治觉悟，“打破了农民几千年惧怕旧势力官厅豪绅的心理”和各种封建宗派观念，増强团结，促进农民运动更加深入发展⑬。党的组织和干部，通过组织领导平和暴动，同群众生死与共，艰苦奋斗，更提高了威信和密切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加深认识和掌握革命斗争的规律，增长才干，成为领导平和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不可战胜的核心力量。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如县委书记朱积垒和县委其他领导人陈彩芹、罗育才等，无论在组织发动群众斗争的艰苦环境里，枪林弹雨中攻城时，以及以后身陷囹圄遭受敌人严刑拷打中，都表现了不怕艰难险阻、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革命英雄气概，激励着人们前仆后继，坚持斗争。所以，平和暴动不仅在当时沉重打击了敌人，而且也为平和县往后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红旗不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平和暴动的英雄业绩，彪炳干秋!

①②《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关于平和暴动宣传大》，1928年8月15日

③罗明:《回忆朱积全烈士有关事迹》，1981年8月21日

④罗明:《在龙溪地、市直属单位领导千部大会上的报告》，1982年6月9日。

⑤《中共中央致闻北南临委信ー一对军阅战争的态度与发动农民斗争》，1927年8月。

⑥⑦⑧《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致平和信》(二)，1928年8月。

⑨⑩⑩⑬《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三月份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4月。

⑫中共福建省委《福建政治现状及目前工作大纲》，1927年12月4日